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有很多合伙制企业和股份制企业，但一般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私人合伙和私人入股而不是不同所有制资本的结合。

因为，从每年工作时间长度来看，统计局统计的数据显示，一个农民工平均工作时间为9.8个月，世行统计的数据则更短。我们注意到，夹心人群体量巨大，城镇居民的特殊统计方式造成的主要是农民工被计入到城市居民中，第二个统计方式造成部分在城乡结合部从事农业生产的就业人员也被统计入城市人口，另外还有部分夹心人群的亲属也被统计入城市人口。

动态来看，影响曲线变化的因素有两个，第一个影响因素在于非农就业的整体吸引力，吸引力包括劳动报酬、福利等。另外一个统计结论是，农民工终身平均在城市打工的时间为8年，如果落户以后则就业的时间将得到大幅延长，高达30年。连接是指城市（镇）可观察到（已建成或在建）的公共设施、居住设施和其他设施所延伸到的地域，且中间未被非建设用地所隔开，也就是说某个村如果被水电道路等公共设施连接到城市或集镇，而且村子与城镇间没有完整的农田，那么这个村也可以算作中心城镇的一部分，这个村的人口也能计入城市或集镇人口。近年来，政策总体上对农民工进城的态度已转向正面，从允许农民工进城逐渐转变到有限支持农民工进城，再到现在开始重视保护农民工权益与促进城乡融合，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也提出了新一轮城镇化的目标是城乡一体化，这预示着包含更多城乡权力公平和平等化的户籍改革将再次启动。现任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首席策略分析师和固定收益负责人，著有《危机三部曲：全球宏观经济、金融、地缘政治大图景》。

根据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的数据，我们拟合出一条关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就业倾向曲线，整条曲线描绘了不同年龄的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劳动的就业倾向。第二阶段：1958─1978年严格监管期。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远非易事。

最近的数据也反映了这一点。这两者能否兼顾，或是具体要如何组合，是2014年中国经济面临最大的问号，也是对于明年中国经济走势存在分歧的一个主要原因。如果无法利用延缓去杠杆而赢得的宝贵时间推进市场化改革，如果改革仍然停留在多说少做的状况，那么中国有可能会重复当年的日本病（僵尸银行、僵尸企业）。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朱海斌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进入专题： 去杠杆 。

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的一两年内，政府追求的并非去杠杆，而是先把加杠杆的速度降下来。但是，就短期而言，新的经济增长点对经济增长有正面影响，而去产能去杠杆对经济有负面影响。

这与中国政府"稳中求进"的基调不符。因此，2014年的货币和信贷政策的执行会面临更大的挑战。这一现象伴随着产能过剩和投资回报率恶化，是高悬在中国金融体系之上的一个堰塞湖。根据我们的估算，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增速由四月份的21.9%降至十一月的18.6%，并可能在明年进一步放缓至约16%。

按部门看，虽然家庭部门负债水平仍非常低，政府债务也仍然整体可控，但是企业债务水平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是最高的（占GDP约125%）。究竟利弊如何，取决于结构性改革和时间之间的赛跑。稳增长本身固然可以避免短期内风险的爆发，但也导致金融风险在一段时期内持续发酵。六十条措施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党建六位一体的全面改革方案，并明确指出到2020年要完成《决定》中提出的各项改革任务。

事实上，李克强总理一直强调7%的增长底线，强调保持7.2%以上经济增速就业才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但是，2014年会出现去杠杆吗？可能性非常低。

但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刺激总需求的政策带来的副作用也非常明显，表现为产能过剩、投资回报率下滑、金融风险上升、国进民退、收入不平衡加剧、环境污染恶化等问题。如果信贷放缓的力度大于预期，迫使实体经济部门去产能和压杠杆，则短期下行风险加大，对其他改革领域（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要求更高。

这使得政策的执行上可能会出现偏差。改革方案整体令人振奋，而2014年作为新一轮改革元年尤其引人瞩目。严格的去杠杆（指债务/GDP比率从上升转为下降）对实体经济短期的负面影响太大，甚至可能造成经济的硬着陆。而以市场利率为基础的新的货币传导机制仍未建立，央行与市场之间的沟通也有待完善。从中长期来看，这两件事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都有助于实现中国经济实现更加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但是，信贷的增速仍然远远高于名义GDP的增幅（今年前三季度为9.5%）。

从防风险的角度看，核心是去产能、去杠杆。最近几年非银行融资发展迅速，意味着央行传统上控制信贷总量的有效性在减弱。

去杠杆的过程被有意无意地拖延，其目的在于为结构性改革赢得一些宝贵的时间，如价格机制的改革（包括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和金融产品价格改革）、简政放权、财税改革和发展服务业。值得指出的是，利率自由化的推进可能使这一选择变得更加困难。

这意味着加杠杆的过程仍会持续，只不过比起前几年的疯狂增长略有放缓。  北京三中全会给中国新一轮全面改革制订了蓝图。

虽然这一总水平从国际比较看并非特别高，但是，负债上升的速度是惊人的。反之，如果信贷宽松退出的步伐放慢，则短期有利于经济增长，但会加大未来的经济和金融风险。以2013年年中的钱荒时间为标志，中国广义信贷的增速出现放缓（我们称之为中国版的"credit tapering"）。从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出发，中国需要鼓励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放宽行业准入、发展服务业、加快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进一步对外开放。

在很大程度上，稳增长和防风险在当下是一对矛盾体。信贷宽松政策退出中的不确定因素意味着中国经济在短期同时面临上行和下行的风险。

我们屡次看到的是，央行的一个小小的政策操作的变化（如暂停逆回购）马上会引发较大的市场波动。此外，随着银行间市场利率和债券收益率的上升，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是否会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借贷成本（是否会上升？上升多少？中间有多长时滞？）。

回顾过去五年，在出现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出台了以"四万亿"为标志的刺激政策，使中国经济在全球一片哀鸿之中仍然表现亮丽。不幸的是，在这方面我们既无历史经验可以借鉴，也无国际经验可以参考（中外金融体系和利率传导机制的不同）。

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4年的关键词是稳中求进和改革创新，并列出明年的六大工作任务为粮食安全、调整产业结构和化解产能过剩、防控债务风险、协调区域发展、改善民生和对外开放萨默斯还强调一个观点：经济危机后很多国家采用明显无法持续的泡沫、信贷标准的放松，以及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才推动低速的经济增长。有人认为既能实施改革又能保持高速增长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对于2014年不要仅看几项看似可以的经济指标，就认为世界经济危机将要结束，世界经济将走上复苏之路。

所以，在面临长期停滞时，不要再采取这些可能诱发金融风险的非常规政策。英国《经济学人》推出的2014年的世界专辑中，有一篇名为轮到西方了（The West's turn）的文章给出的数据显示（注：其数据与其他机构算法不同，为实际GDP增长）：2013年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是新兴经济体，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四个金砖国家，对世界实际GDP增长贡献了4580亿美元，远大于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的西方G4国家贡献的3600亿美元。

很多人担心美国，担忧美联储在2014年退出量化宽松以及提高利率，担忧美国是否还会重演两党斗争，导致债务上限的僵局。2014年世界经济会怎样？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文章的标题是2014标志着金融危机的结束，而美国CNBC电视采访日本野村证劵等金融界人士也认为，在新的一年金融危机会结束。

还有一个让西方人对新年经济乐观的原因，是2014年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将重新回到西方国家。因此，尽管中国经济还存在方方面面的问题，在新的一年还是世界经济的主要增长极。